张德强 | 钩沉辑佚，以小见大——陈子善教授访谈
近代文学研究 第130期
钩沉辑佚，以小见大——陈子善教授访谈
文/张德强
张德强
张德强（下文简称张）：陈老师，作为一名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四十多年的学者，您曾回忆道，自己“真正对五四文学发生兴趣，特别是对鲁迅作品有所领悟，还是在江西插队落户时。”而关于读鲁迅，您也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插队期间也写过些文章发表在《江西日报》上。
陈子善（下文简称陈）：事情是这样的，“九·一三”事件之后，重印了一批鲁迅著作，我父亲就在上海买了些寄到我插队的江西省峡江县。这时候我年纪也大了一些，联系到六十年代中叶以来耳闻目睹的很多事，再读鲁迅后期的杂文，便觉得别有味道，那时就有种写作冲动。当然在那个大环境里，想要写关于鲁迅的文章并且能够发表，肯定会留下时代痕迹，这些文章还白纸黑字地留着。不过，那的确是我读鲁迅写鲁迅的开始，虽然只能算读了一点鲁迅而已，而且还写歪了；现在反思，应该说即使是在历史大环境的胁裹中，还是多少得到了鲁迅思想的教益。
张：插队之前，您在高中时代有对未来人生的规划吗？
陈：我最初的理想是做“无冕之王”——新闻记者。我父亲有个老同学，蒋荫恩先生，五十年代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做教授，我去拜访过他一次。那时全国都在搞大串联，我参加了最后一次。我父亲让我去北京串联时，顺便看望一下他的老同学。蒋先生热情接待了我，和我谈了很多。我以为“文革”很快就会结束，兴冲冲地告诉他准备报考新闻系。结果第二年，1967年，蒋荫恩先生就因为美国特嫌的指控而受到迫害，最后自杀。“文革”结束后他当然被平反，但当时对我刺激颇大。“文革”时自杀的人数量很多，老舍啊、傅雷啊，我都没见过面、不认识，除了刚刚读过他们的书之外，就没有任何瓜葛。对一个年轻人来讲，这些人的离去还是比较遥远的事情。但我一年前才和蒋荫恩先生谈过话，在他书房里跟他聊过自己的理想，蒋先生是很和气的一个人啊。所以，他的死让我受了较大震动，后来下乡时认真读鲁迅的书，鲁迅杂文里对中国人性的那些分析很容易就触动我了。
插队后期，我在江西乡下做起了孩子王——民办小学语文老师。考虑到之前看过很多文学作品，也算“专业对口”。1974年，作为独生子女，在落实知识青年返城政策时，我回了上海，重新分配工作。一起回来的上海知青有的分到商业局下面做店员，有的到冶金局下面当炼钢工人，虹口区知青办把我分到教育局。那时候，上海中小学教师已经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老教师该打倒的都打倒了，师范大学停课多年，新教师也没多少，只见一拨拨地退休。知青就成了填补中学老师空缺的后备人选。大概是档案里我作文成绩不错，还做过小学语文老师，就把我分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培训班学习，1976年1月毕业，留在中文系工作。当时觉得很开心，能在大学里教书。我当时的愿望是去教现代文学，我下乡时已经读过很多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书，这比较符合我个人兴趣。最后我还是服从组织分配，被安排到写作教研组。到1976年的下半年，“四人帮”倒台后，为了加强鲁迅著作注释工作——我们学校（上海师大，现华东师大）参与了《鲁迅全集》的注释，承担的任务是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三集，这个有其他老师去做；还有鲁迅书信的注释，任务重，人手不足，也是为了历练年轻人，这样就把我调到《鲁迅全集》注释组中，随后我就顺理成章地调到了现代文学教研组。所以说，我走上现代文学研究之路，是从参加鲁迅书信注释开始的。否则我可能留在写作教研组了，不过那个教研组后来也取消了。
陈子善参加注释工作的十六卷本《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张：对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经历，您在发表于2017年第11期《关东学刊》的《学术自述》中做过比较简略的介绍，仅仅自承是“现代文学史料研究者”。但事实上，除此之外，您还身兼写作者、编辑、刊物主编，能否从这几个角度回顾下您的学术与创作历程？
陈：这个问题涉及我的“多重”文化身份。首先我是大学中文系教师，给本科生上过课，培养过硕士生、培养过博士生。第二个文化身份才是写作者，大学教师不仅要教学，还要搞科研，不过我这个“科研”和人家的有些区别。我写的很多东西，可能按现在的学术规范看，其“重要性”不大符合一些“核心期刊”的要求，但我又觉得做这些（现代文学史料整理与校勘）对别人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在核心期刊发文章固然很好，但能发表在别的地方也不错，非核心期刊啊、网络啊、民间读书刊物啊，只要需要的人能看到，作为写作者我就很高兴了。第三个文化身份是编辑者。有些资料，你写完了文章就可以顺手收集起来，尽量以它的原始面貌示之于今人。像编郁达夫的文集，周作人、梁实秋、张爱玲的集外文，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要承认，这些编辑工作与我的教学和研究是有关联的，三位一体，各有侧重吧。最后是编《现代中文学刊》，那是九年多以前开始的事。我写过书、编过书，编杂志是个新的挑战。既然中文系信任我，我就尝试一下。当然，我没有尝试过编副刊，我不是说我想过做记者嘛，传统意义上的副刊就和报纸有关联。这就类似于我的教学生涯，教过小学生，教过大学生，但中学生没教过。同理，我编过书、编过杂志，但是没编过副刊。而在我们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和学者有过这样的经历。二十年代编《晨报副刊》的孙伏园回忆，副刊原来写作“附刊”，还是鲁迅起的名字，因为是“独立地另出一版四开小张，随同《晨报》附送”，所以最初就叫《晨报附刊》。不过鲁迅自己也没编过副刊。
张：在谈及自己学术之路时，钱谷融先生和香港的刘以鬯先生都受到您特别的敬重。您在钱先生去年驾鹤西游后便撰文，提到钱先生对您来说“不算导师却胜似导师”。能否谈谈您与钱先生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相交游的点滴？
陈：我的学术经历中得到前辈指导是很多的。钱先生和我交往时间很长，受教于他较多，所以印象最深刻。不过，除了钱先生，还可以开一个很长的名单，有许多老前辈，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给过我指点。钱先生对我个人的意义，很大程度在于，在我进入中文系教书后，他很尊重和欣赏我自己选择的学术道路。我喜欢做考据、去研究史料，他不反对。他没有说过：“子善，你这样搞不行。”他从没这么讲过。
张：钱先生那时是中文系领导吧。
陈：他不是领导，钱先生不愿意做行政上的事情，华东师大曾经要他做图书馆长，他坚决不做。他比较洒脱嘛，就是上课、看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愿太受约束。至少，钱先生认为这样率性而为是顺应了自己的个性，这一点我倒觉得他坚持得非常好。钱先生在华东师大一直是个标杆，是个表率。我不是他名下的正式学生。我写的文章和书，发出来都会给钱先生看看，请他指导；他大概也会翻翻，有时和我谈几句感想。当然，钱先生年纪大了，兴趣也不在这里，不一定太花时间去读。总之，钱先生对我的支持与认可对我是很重要的，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是人格上，他在处世之道与人生智慧方面潜移默化地给我以启发。
钱谷融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第3版
虽然钱先生处世洒脱、不做行政职务，但他的确一直在做事。他也很喜欢编书，八十年代以来就编过《现代作家国外游记选》、《中国现代文选》等，我也协助他编过十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篇目钱先生来认定，我做具体工作。每一册书名都来自于本册一篇散文题目，比如《灯下漫笔》，选的就是鲁迅、周作人、胡适、许地山、林语堂这些人的散文。钱先生主编的书，我基本都参与了。有一组书话，包括刘师培、刘半农、林语堂等；还有《世纪的回响》那一系列书，全是钱先生主编的，我都参与编辑工作了。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我参与了文章选目。总而言之，钱先生是看着我在学术上成长起来的，不断鼓励我。他见面时第一句话常常是亲切的一句“最近怎么样啊？”，很和蔼很亲切。我发表在《文汇报》上写猫的一篇散文（真的是散文了，一笑），钱先生就当面表示过欣赏。钱先生的学术观点，影响最为深远的当然是1957年他提出的“文学是人学”，我们首先要肯定这个论断的价值，但我们更要思考的是，这一想法是从哪里来的？那一定要回溯1940年代中后期，钱先生在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文章有助于我们研究他早期的思想。因而还是要回到历史现场，回到具体历史情境中去寻找答案。有趣的是，钱先生晚年曾表示过，自己最喜爱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除现代文学几位大家之外，他认为大多数五四作家的作品水平不是很高，这是他晚年的真实想法，也毋庸讳言。钱先生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对何其芳的作品他就很欣赏，不过仅限于何的前期创作。
张：左翼作家里，您好像对聂绀弩和楼适夷特别欣赏。
陈：其实不独这二位，八九十年代在世的左翼作家，我都有交往，比如说老一辈的李一氓、黄源，晚起的周而复，我和他们都接触过，也写过文章。非左翼作家那时真是乏人问津，他们的文学追求被湮没了几十年。非左翼人物的考据文章八十年代很难在内地发表，就通过刘以鬯和黄俊东两位先生之手，发在《香港文学》《明报月刊》等杂志，后来又扩展到台湾的《联合文学》。这就不能不提到香港的郑树森教授，他曾做过《联合文学》的总编辑。这几位港台文化人士，对我学术工作的帮助是很大的——认同你的史料研究，提供发表园地和平台。现在回想起来，我给这几位提供的稿子，无论长短，从未遭遇过退稿。就算是一个细小的问题，一个具体的时间、版本的考证，我认为有价值的，他们都会认同。
张：您对三位慧眼独具的编辑表示了感谢，但您自己也是一位勤奋的编书者。经您手所编的书总有一百余种了吧？其中像《猫啊，猫》《你一定要看董桥》都在知识界乃至读书圈外影响很大。您的编书之路是如何开始的呢？
陈子善的猫
陈：“你一定要看董桥”是借用罗孚先生文章的名字。这是个惯例，编个选本，借用其中一篇为题目，前人也这样做过。我编书的标准，总结起来，就是文学史上有价值但不常见到的。我“编书之路”的开始，说也简单，就是想提供一些接近最初面目的研究资料。较早的时候，因为这样那样的限制，许多研究者接触不到原刊。我把这些原始资料收集、整理，编成书出版，不仅研究者可以使用，一般的文学爱好者也能看到。而这些书的编辑过程，选哪些人哪些篇目，当然要有取舍。比如叶公超，因为政治原因，内地文学史很久都把这个人忽视了。但叶公超早期和中期的文学研究成就还是很大的；在鲁迅去世后，他也是新月派人士中较早公正评价鲁迅的。所以我编了《叶公超批评文集》，是内地最早的一本。编这本书，遗憾也不是没有，叶公超的艺术评论以及写教育的文章，我当时在台湾找到一些。叶公超对怎么办中文系，是有自己一套看法的。这些文章，因为篇幅所限没有收进去。这很可惜。叶公超的艺术眼光和见解是非常好的，而且他对艺术的看法和对文学的看法也是相关联的，可以互相参照着来读。
张：您编书是否有自己的侧重呢？
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
陈：既然我编书是为了研究，那么重点自然还是现代作家及相关问题。说到侧重，似乎还是喜欢“烧冷灶”，对非主流作家较感兴趣。可以列一个我编过的作家全集、文集和研究资料集：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林语堂、台静农、徐志摩、张爱玲、苏青、钱歌川、黎烈文、叶灵凤、潘汉年、刘半农、邵洵美、林以亮，等等。这些大部分是非主流的，或者说是在文学史上曾被“打入另册”的。因为我并不比别人高明，我就不多凑热闹了——大家都在研究的，比如鲁迅、郑振铎，别人都做得很好，我们就要借鉴、运用他们的研究成果，没有必要重起炉灶了。而我所研究的作家，在我之前都没引起注意，或者说研究得不够，我感到有责任、有必要来研究。比如梁实秋，在我开始时，评论界己有文章在研究了，但对他的作品注意不够，只知道《雅舍小品》；即使《雅舍小品》也不仅仅是一本小册子，他的作品很多，由于各种原因，他没把自己的作品编起来，经过我的考证发掘，编了数本他的集外诗文集，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注意，顾毓琇老前辈还专门写信给我。
张：为了做好这些编辑工作，您就必须对现代作家作品的版本做许多考证、辑佚、钩沉与校勘工作。您自己也说过自己的工作是“发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订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坛事实，解决或部分解决了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悬案或疑案”。有青年学者指出，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的取向，似乎是诸多学术思路当中最具有生产性的一种，您怎么看呢？
王贺《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献学转向”》
陈：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文献学取向”地位的提升，是本学科对文献研究重视度逐渐提高后，水到渠成的一个结果。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后现代文学研究发展到新阶段的标志之一，这个阶段更重视现代文献，从史料角度来反思既有的现代文学研究有哪些不足、哪些问题。研究者各自的兴奋点不一样，不能要求大家都是史料专家，这是不现实的。擅长宏观把握固然好，能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结合起来则更理想。不过，学者还是要根据学术兴趣选择自己的研究路向，切忌一窝蜂式的研究思路。理想的学术生态应该是，研究方向多元展开、文献整理完善详备、学者交流顺畅无碍。搞文献的和搞理论的没必要互相轻视，学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可以。但是，不管研究什么，第一手材料都是基础。对同一个材料可以有不同阐释，也不存在可以穷尽的阐释。莎士比亚到现在有四百多年了，还有新材料出现，还有人提出新的阐释。版本研究就是莎学研究一个重要分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也是，许多史料的钩沉，许多作家的重新浮出水面，我们以前把它忽略，有忽略的原因；现在重新重视起来，也有重视它的理由。
张：刚才提到您“三位一体”的文化身份，您主要从事教学和科研，也编过很多书，同时您还是创刊于2009年的《现代中文学刊》的主编。2018年发表于《中华读书报》的一篇评论将学刊的特点总结为“作者来源广”、“用稿专辑化”、“栏目多样化”等几点。对这份刊物九年来形成的办刊风格您是怎么看的？
宫立《陈子善与现代中文学刊》
陈：这几点基本符合事实。所谓“作者来源广”，我想特别强调一点，我们的用稿并不局限于学院派。当然，学院来稿是“学刊”稿件主力，不过，社会上对文学研究和文献学有兴趣且能够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也乐于把它发出来。譬如这一期（2018年第5期），有一篇讲梁启超死因的文章《梁启超的最后三年：割肾，误诊，死亡及其他》，作者是湖南省人民医院的罗逊医生。罗先生是从临床角度去考察梁启超最后的三年。关于后者死因，有很多讹传，毕竟那些研究他的人并不懂医学。作者根据协和医院的医案做了详细考证，证据比较充分地说明了所谓手术“左右不分”不是事实，但把内科病当外科病而误行手术则是肯定的。这个文章考察的内容与梁启超的学问和思想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梁启超传记材料是个很有价值的补充，毕竟如此重要的近现代人物，他去世的原因总应该搞清楚吧？这其实应该算跨学科研究了，这种研究里有我很欣赏的一种“业余”精神——罗逊先生的专业不是文学，但对文学有兴趣，也有一定修养，这样的研究者和专业学者比起来，也许（研究态度上）更多了一种超然和专注。
陈子善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
张：如您概括的，您的学术乐趣很大部分来自“发现的愉悦”，这种“愉悦”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一种超出专业限制的“业余”精神。您本来是写作课教师，但您的“发现”之旅却起自注释鲁迅书信。《鲁迅全集》书信卷注释工作结束后，您的发现之旅又延伸到郁达夫。
陈：是的，郁达夫研究在我早年学术道路上很重要。1982年我编著的第一本书就是《郁达夫忆鲁迅》（与王自立先生合编）。
张：2013年您又出版了《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对自己多年的郁达夫研究做了阶段性的总结。能否向我们回溯一下您郁达夫研究的历程与心得？
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
陈：《郁达夫忆鲁迅》这本薄薄108页的小书，编辑整理了郁达夫讨论鲁迅和纪念鲁迅的所有文字，连新发现的鲁迅逝世时郁达夫给许广平的唁电也收录了，除整篇的像脍炙人口的、我认为是迄今写鲁迅最好的三篇杰作之一的《回忆鲁迅》全篇收入外，零星的片段的文字也不错过，并加以必要的注释，书末又附有《郁达夫与鲁迅交往年表》，并请胡愈之先生题了签。我自以为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至今“不悔少编”，现在看起来，自然不算完善、遗憾不少。因为后来不断有新材料出土。其实，即使到现在，我们也没法读到郁达夫全部日记。钱玄同的日记里也包含了一些鲁迅与郁达夫交往的材料，而这套日记（指杨天石所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整理出版已经是二十一世纪的事了，这部分材料就没编进去。所以，这本书连同《交往年表》只能算提供了研究郁达夫的一个侧面的、基础性的材料。
研究郁达夫的初衷，说起来也好笑，就是要通过郁达夫与鲁迅的密切交往，来证明他是个“进步作家”。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观并不一致，甚至有分歧，但确实是好朋友。鲁迅和郁达夫深厚的文字之交，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感兴趣者都不会陌生。单以通信为例，鲁迅日记中有明确记载的鲁迅致郁达夫函，就有二十七通之多，虽然这些书信在《鲁迅全集》里收录得并不全。我那时参与鲁迅全集注释的工作刚刚结束，兴趣转到郁达夫研究上，就顺理成章地梳理他们交往的过程。应该说，对郁达夫和鲁迅关系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重视度也不够。比如鲁迅给《申报·自由谈》写文章，是郁达夫受黎烈文委托去邀请的。当然，如果没有郁达夫的介绍，黎烈文早晚还是会找到鲁迅来写稿，但情况也许就不一样了。以郁达夫与鲁迅的交情之深，他对鲁迅又很尊重，鲁迅答应得特别爽快。鲁迅自己也在文章里写到过，自己为《申报·自由谈》写文章，是郁达夫的介绍。一直到1934年5月黎烈文离开《申报》，鲁迅在《自由谈》上共发表杂文近120篇。《自由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对鲁迅晚年杂文成就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真正的左翼作家尊重鲁迅是很正常的，但郁达夫对鲁迅毕生的尊敬也许就带有更多个人化色彩，一直到四十年代他在新加坡，始终在自己的文章里积极肯定和宣传鲁迅。我觉得，郁达夫和鲁迅的交游，算得上现代作家相处的一个极好范例——互相钦佩却和而不同，互相尊重而不搞党同伐异。这种真诚相待的文人关系是一种理想的文坛生态，人与人首先就应该是尊重和理解，而不是命令与服从。
张：除鲁迅、郁达夫这类文学史早有定评的作家外，您在学术生涯早期关注的作家多是那些“被湮没或打入另册”或“被曲解和任意贬损”者，如周作人、徐志摩、梁实秋等人。譬如以徐志摩与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研究。上世纪九十年代梁实秋作品在大陆掀起热潮时，您的钩沉辑佚工作，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您为他编订的几本文集，都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记得您给博士生上课时曾这样肯定梁实秋：“梁实秋就算是一篇文章都没写过，他把莎士比亚全部翻译过来，这个历史功绩否认不了。”能再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梁实秋研究吗？
陈：现代文学史上跟鲁迅发生瓜葛的作家太多，我那时候研究梁实秋，很感兴趣的一点是，这位鲁迅强烈谴责过的作家是怎样一个人呢？结果我发现，肯定鲁迅杂文的文章，梁实秋是写得最早的。1927年6月5日的上海《时事新报·书报春秋》上，有一篇署名徐丹甫的文章，评论的是《华盖集续编》。徐丹甫这个名字，很容易考证出就是梁实秋的笔名。这篇文章对鲁迅杂文的文学价值有很精彩的分析与较高评价。发现了这则材料，我就写了一篇《研究鲁迅杂文艺术第一人——梁实秋》发表在1988年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所以说，在两人交恶之前，梁实秋是比较肯定鲁迅的。而且我怀疑，鲁迅大概至死都不知道梁实秋曾经肯定过他。说起来，鲁迅与梁实秋论战，也包含着为郁达夫打抱不平的意思，郁达夫不是与梁实秋也打过笔仗嘛。然后才涉及翻译理念的问题。
梁实秋
说到被“打入另册”的作家，包括梁实秋在内的许多人都在1949年前后去了海外，我对这些“离散”作家也怀着浓厚的兴趣，他们为什么走？走了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又是怎样的？如何给他们在文学史上定位？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我，也激发着我，使我产生研究这些差不多已被遗忘的作家进而试图将他们的踪迹补充进文学史的冲动。此外，我研究过的新月诸子，既有徐志摩、闻一多、孙大雨等文学家，也有胡适、梁实秋这样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学者。这些新月派作家在八十年代初期的确是遭到主流研究界冷遇的，说是“打入另册”并不为过。我那时就是认为一个人的立场和文学理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何况这些人对国民党（民国）政府也多有批评。
张：说到梁实秋，2013年您还出了一本书，《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
陈子善《钩沉新月——发现梁实秋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
陈：这本书就是把我历年所作关于“新月派”诸子的长长短短的研究文字编成一册，方便对“新月派”感兴趣的读者参考。《新月》作为综合性杂志，不限于文学，题材涉及历史、政治和经济，性质上类似于《东方杂志》，但独以其文学成绩而在历史上留下最深的一笔，新月派在新文学史上地位非常重要。我们的《新月》研究，很多空间还没有完全打开，比如对发表在上面的戏剧的研究。从新月派研究角度看，对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等文学活动，我们以前的理解还是显得简单化。文学风格总是越多样越好，新月派可以说是新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一段，对卞之琳等人早期的影响也毋庸置疑。值得深思的还有，新月派自身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是存在各种论争与不同看法的，不过他们都可以顺畅交流。与之不同的是左翼文学，往往要求一致性，其实，在文学上怎么能要求高度统一？相反，应坚持求同存异。现代文学值得深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政治上革命的、激进的作家作品地位一直较高，可它们在文学形式的探索和美学理念的革新上则可能是保守的。我沉浸在史料里这么多年，深感一时的评价并不重要，作家最终要以作品来说话。我认为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所有的文学史教学，都必须遵循文学作品第一位的原则，主流文学史教材的评价只能排在它后面。钱谷融先生一直非常重视作品解读。他就觉得单读文学史教材反而学不好文学史。
张：已故的夏志清先生对您的工作有个评价：“一直以研究当年在大陆被冷落的现代大作家为己务”。这些“现代大作家”里，我们相信张爱玲应该是分量很重的一位，也是您取得斐然成果的一位。您曾说过，重新“发现”张爱玲非同一般，“至少是部分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学史”。请问您怎么评价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请您为我们谈谈您的张爱玲研究之路。
陈：夏先生这是对我的鼓励，其实我的研究工作更多是出于一种好奇心而已。说到张爱玲，既然1949年以后对她的研究主要在港台和海外展开，那么八十年代张爱玲研究的一个重点应该是利用内地丰富的史料优势，注意对史料的重新呈现与阐释，因此我的张爱玲研究是从钩沉她的集外文章开始的。这里我要强调一下，与张爱玲遭遇类似的作家还有很多——1949年以后不单张爱玲，有一批作家去了海外，对他们中很多人的研究事实上并未得到充分展开。当然必须承认，和一直坚持写作的张爱玲不同，其中一部分人（后来）停止写作了，声名因而不彰，比如名气不大的京派人物刘荣恩。他在大陆时主要写书评，萧乾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时他是个很活跃的写作者，刘荣恩也写过很多以古典音乐为题材的新诗。这里还要说一句，那时许多人为萧乾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写书评，除了刘荣恩外，还有杨刚、宗珏、常风、李影心等人，最有名的自然是李健吾。而像李影心这样的书评家，今天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他留下的36篇书评，几乎清一色是评论新文学作品的，足以证明他对新文学情有独钟。京派我们讨论已经很多了，但李影心还鲜有人提及。他的书评有京派风格，但与李健吾等人不同，并不限于飘逸空灵的阅读印象，而是不乏精到的文本细读。我编过一本书评集《书评家的趣味》，收了李影心二十几篇书评。我的意思，现代文学有“打捞”必要的作家范围很广，不单是一个张爱玲，还有很多其他不同层面的作家，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当然张爱玲的小说是最出色的。而且现在看来，对张爱玲的“发掘”带动了对一批作家的重新认识，包括东方蝃蝀等作者，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文学史的写作，部分地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认知的版图。这些年，对这些写作者的作品我们也做了一些再版工作。
李影心著、陈子善编《书评家的趣味》，海豚出版社，2014年
张：比如您主编的“海豚书馆”的红色系列，似乎就是专选“冷门”现代作家的作品来出的。
陈：是的。我甄选的标准就是1949年以后未出过书的作者——写过文章、有评论、有创作和研究，但1949年后没出过书的那批曾经活跃于现代文坛的文人，对这些被文学史遗漏的作家，这套“红色系列”就有系统地发掘出来。该系列已经出了几十种。有些作家以其重要性，大概进不了主流文学史，但在区域文学史上又是不该被遗漏的。比如桑弧这样的文化人，既是导演，也是文笔很好的散文作者。“海豚书馆”便把他的《拍戏随笔》列入出版计划。现代散文家里有全国影响的，也许未必有桑弧，但写上海文学史，我觉得桑弧不该被漏掉。这些也需要我们重新去认识。
张：您曾说过：“我始终是把张爱玲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把她作为一个我崇拜的对象。”作为研究者而非崇拜者，您怎么看张爱玲与五四新文学中的关系？
陈：谈到五四新文学，张爱玲自己也说过，她还是五四的产儿，但她的作品与五四主流的东西又不一样。包括鸳鸯蝴蝶派的一些前辈作家都认为张爱玲的作品某种程度上是对鸳鸯蝴蝶派的发展。更切合实际地讲，她从鸳鸯蝴蝶派这里也吸取了有益的东西，但她主要还是在五四这个大的框架里，她还是有她自己的追求。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南北各有一个通俗文学中心。北方的中心实际是天津，小说有言情的、武侠的，通俗文学很发达。南方的中心是上海，写小说的包天笑、周瘦鹃，等等这些作家，范伯群老师对他们有过非常详细的研究。这两个地方的此类作家都算是“旧”文学家。但许多新文学家像施蛰存这样的，当年也写过通俗文学作品，又可以说是从他们中分化出来的。现在编这些新文学家的全集，他们的通俗作品不该落下。我们过去编文学史，过于注重新旧文学的“断裂”部分了，这容易陷入二元对立，新旧文学的关联还是非常明显的。某种程度上，张爱玲算是打通新旧吧。她不仅鸳鸯蝴蝶派学了很多，《红楼梦》她也学了很多。而《红楼梦》这部清代小说，其故事表层仍不脱才子佳人——宝黛钗的情感故事。当然《红楼梦》达到的思想和美学境界远非鸳鸯蝴蝶派可比。我们要承认，张爱玲虽然是新文学作家，但她小说的故事表层仍不脱旧派文学“才子佳人”的传统。“张派”一说的首倡者，四十年代上海作家王兰儿，她就认为张爱玲也深受鸳鸯蝴蝶派这样的旧派小说影响。施蛰存先生五四早期以“施青萍”笔名对新旧文学分野的一段看法颇有道理：“今日中国文学，实际上尚不能分新旧。”我们把时间拉得长一点看，会发现文学传统的继承性，不是新和旧的二元对立能简单概括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学术理想是不受主流文学史框架左右，致力于建设一个相对完整的现代文学文献保障体系。第一是全集的编纂。值得欣慰的是，现在被主流文学史认可为一流的作家基本都有全集了。第二是作家研究资料的整理，主要是各时期对其作品的评论，无论对错，都该被研究者所了解。第三就是作家的前辈、同辈和后辈对他的回忆。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说我们对文学作品的了解应该是立体的，对作家生平的了解当然有助于对他作品的了解。
张：从现代文学史料学角度看，您认为目前的张爱玲研究还存在哪些可能的生长点？
张道藩
陈：关于张爱玲的文章和专著现在可谓浩如烟海，而且还在不断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继续深入，比如她的翻译、她和英国文学的关系、她和电影戏剧的关系、她和都市文化的关系，等等。不过，还是得正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张爱玲生平的许多时段，我们还不算了解。譬如张爱玲两度赴港的经历，又比如说抗战结束后张爱玲的处境。我最近看到一则史料，抗战结束后张道藩在南京主持的一次茶会上公开说：“张爱玲在今后中国文坛上是一位最有希望的女作家。”张道藩那时是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在他讲这话后不久，张爱玲就被吸收进上海的文艺家协会。这对张爱玲抗战结束以后处境的改善是有利的。考虑到抗战结束后对所谓“落水文人”的甄别与处治还是比较严厉的，周作人1946年就被捕，被判刑十年。陶亢德也被以“文化汉奸”罪名判了三年，后来改判为一年半，缓刑一年半。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张道藩在那次茶会上特别为自己“因听信人言曾误认张爱玲是附逆作家”而道歉。这是当时小报上一条报道，还是挺有戏剧性的。这只是举个例子，来说明张爱玲研究在史料上还有很多可以发掘的余地。
张：您曾说过“张爱玲的文学创作起步于上海，既然张爱玲最初的文学追求辉煌于上海，作为一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者，我从事张爱玲研究，不让港台和海外学者专美于前，也就责无旁贷。”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您写过一本《迪昔辰光格上海》，这里的“辰光”是否特别强调某一个时期？您如何看待上海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您又如何看待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呢？
陈：这个“辰光”指的就是20到40年代，也就是新文学发展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上海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化都太重要了。从晚清以来上海都是中国文学的重镇，所谓旧派文学在上海最繁荣，非常多元；而新文学虽然肇始在北京，但它的发展还是在上海，创造社是在日本成立，它的成就却是在上海完成的。同样，《新月》杂志也是在上海创刊。即使是抗战期间，上海也是沦陷区文学成就最高的，北京那时的五四巨子就剩下一位周作人，上海则有一大批文化人，代际还比较完善。年轻的有张爱玲等人，年长的如郑振铎，虽然隐居起来，也会间接介入到文学活动中。柯灵先生不是回忆过嘛，郑振铎曾托他带话给张爱玲，希望她多创作，不要急于发表，等待河清海晏之时再出版也不迟。上海的国际性也不容小觑，我们知道的，像史沫特莱、萧伯纳、泰戈尔、横光利一等都在上海留下过足迹，有的比较高调，有的就是悄悄地转一圈。事实上还有许多外国作家在上海的活动有待发掘，很多细节我们都不太清楚。研究一下“外国作家在现代上海”是个值得一做的工作。我这里指的现代上海自然是1949年以前的。
至于海派文学，鲁迅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京派”与“海派”》（1934年），另一篇是《“京派”和“海派”》（1935）。鲁迅在第一篇文章里给“海派”下的定义为“海派是商的帮忙”，有些调侃的意思。后一篇则是强调所谓京海合流，主要论据在于周作人为施蛰存所编《晚明二十家小品》题签。周作人被鲁迅冠之以“真正老京派”之名，施蛰存被鲁迅称之为“真正小海派”，而两个人的合作即“京海合流”的体现。这两篇文章说明鲁迅对 “海派”这个概念是不认同的，有批评的，与我们今天对海派理解不一样。依我看来，一笔写不出两个海派，必须把这个背景讲清楚。海派近商，即跟金钱走得很近，这是鲁迅的看法。现在看，鲁迅的批评也值得被大家讨论，今人没有必要完全拘泥于鲁迅的论述。以文学为例，有哪些“海派”文学呢？1989年，魏绍昌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之“海派小说”专辑，收入十个小说家的代表作：包括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李同愈《忘情草》、崔万秋《新路》、林微因《花厅夫人》、苏青《结婚十年正续》、施济美《凤仪园》、丁谛《前程》、予且《两间房》、潘柳黛《退职夫人自传》、东方蝃蝀《绅士淑女图》。魏先生认为上述作家就是海派小说家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是海派小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在这十本小说集的影印说明中，有很重要的一段话：“所谓海派，是指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畸形的都市环境所形成的文学流派而言……他们都以上海人的眼光和心态写上海滩上的形形色色，作品语言渗透着洋场气息和浓郁的上海风味，以故事生动、内容通俗，适合多层次读者口味为特色。”就这么一段简明扼要的话，就有对海派文学的界定或者评价，当然这里面也有批评，譬如说“畸形的都市环境”。我基本上认同魏先生对海派文学的评价。1999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学者许道明的一本书，题目就叫做《海派文学论》。这是一本专门讨论海派文学的学术专著，从文学史的角度系统讨论海派文学。许先生对海派文学有很系统的研究，在出版这本书之前他已经出版了另一套书，是他编的，叫做《海派小品集丛》，分了好几辑。在《海派小品集丛》中，海派文学家的名单更长了：施蛰存、徐訏、叶灵凤、章衣萍、张爱玲、丰子恺、钱歌川、章克标、无名氏等。实际上，海派文学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当中的重要一支，主因是清末上海开埠以后，印刷资本主义兴起后，上海市民阶层不仅有在上海赚钱的需要，也有文化消费的需要。他们需要阅读。除了古典名著之外，除了地方戏剧之外，除了已经开始引进的电影之外，他们需要更多的精神享受与文化消费。这时候文学创作欣欣向荣，便随之诞生一大批作家、作品。
张：您曾经自谦说，自己的书《看张及其他》“杂七杂八一堆文字而已，‘规范’的学术论文反而一篇也没有”，而且还说自己“不大像‘学者’而更像‘文人’，文人气颇重”。您这里与“学者”相对应的“文人”，应该怎么理解呢？
钱谷融
陈：文人气就是比较率性，学者则需要经历严格的学术训练。我虽然身处学院，但我更欣赏钱谷融先生的学术风度。也许我“学”得还不到家，写文章，我不愿意写的就不写，我不喜欢别人给我命题作文。我自己想写的，哪怕是很小的题目，哪怕是一个别人不看重的细节，我都写得津津有味。反而人家请我阐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我倒没什么兴致去做。我觉得，大事有人要做，小事也不能就放在那里嘛。所谓文人，就是他不愿受拘束，尽量不随波逐流——大家说什么，我也说什么——不要这样，没有意思的。当然，我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假如没有成熟的想法、认真的考虑，我也不会去随便发表异见。而且，从事史料工作，因为资料看得不全或看不到，讹误和遗憾在所难免。如果我较早地提出一个史料问题，别人发现了我不知道、没看到的材料，对我的工作是很好的补充和纠正，我也很高兴。因为学术就是在争鸣与补充之中不断完善、发展的，史料工作也是在这样的气氛里会逐渐接近真相，当然不会完全穷尽真相。我认为，做史料工作，心态要平和一点，去埋头苦干；同时，随时准备接受批评，随时准备纠正不足。回过头来看我几十年写的文章、做的考证，有些不足之处需要修正，也欢迎修正。我觉得文人气对学者来说也是一种治学态度，学无止境、术有专攻、各尽所能、扬长避短，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至于追求什么学术权力、占领学界制高点一类的事情，我是懒得去做的。我就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我做不了的就寄希望于年轻一代的学者。
张：您先后出版过《捞针集》《海上书声》《那些人，那些书》等书话著作。我们知道，书话不同于高头讲章，“讲究文采，注重情趣”，而且您认为书话这种文体“其形成和被认可几乎是与现代散文的进程同步的”。您觉得现代书话对于现代文学以至于现代学术的意义在于哪些方面？
陈：现代书话对现代文学研究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唐弢先生的书话，说心里话，读他主编的文学史，还不如读他的书话过瘾。他的书话更加灵动鲜活、主流之外，也兼及角落。现代文学史对于主流的执着反而会束缚唐先生的风格。我以前写文章谈到过，他编的文学史对沈从文评价不高，后来则有所修正。如果天假以年，以十年为限，他对沈从文的评价只会更高。显然是文学史这种学术文体限制了唐先生发挥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晦庵书话》较早的版本里，唐弢的写作风格就更加舒展，不拘泥于主流还是非主流，而他喜欢的这些，在正统的文学史写作中，未必有位置容纳。所以，书话算是对主流文学史写作的一个补充，甚至是“纠偏”。还有姜德明的书话，涉及面更广，他写到的许多人许多作家，恐怕文学史里是写不进去的，但你看了他的书话，历史现场就会得到部分的还原。譬如说，他有本《丛刊识小》，丛刊是民国时期那种事先未向政府当局办理登记手续，取得合法刊号的期刊的另一种形式。它不算书，也不算正式期刊，两边不靠，极少被收录到各种现代文学书目中，往往被冷落和忽视。姜德明依靠自己所收集的丰富丛刊资料，用书话形式讨论了66种早就乏人问津的丛刊，许多生动鲜活的文学史材料就随之呈现出来。书话研究对文学史写作是一种前提性准备、一种补充、一种“纠偏”，作用是多方面的。近年的书话写作可能存在着内容宽泛、风格呆板、谈得太浅等问题，但不能否认优秀书话，如唐弢、姜德明的书话一定程度是有力推动了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假如我们写一本新的现代文学期刊史，这本书话就不可忽视。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史料问题上，没有基本的一手史料，很多文学史问题是没法充分展开的。
关于一手史料，我还想说几句。找到一封信、一篇佚文，我都可能会写个文章，有个成语叫“以小见大”，当然也可以以大见小，反正总要解决一个问题。通过一手的材料，把被历史掩盖的事情“相对”地弄清楚，对文学史的完善就是个推动。这都是当年我参与《鲁迅全集》注释时形成的观念，当时要求“字字有来历”、“句句有来历”，有些“来历”要很晚以后才知道。比如1936年4月20日鲁迅给姚克有封信，其中有段话：“写英文的必要，绝不下于写汉文，我想世界上洋热昏一定很多，淋一桶冷水，给清楚一点，对于华洋两面，都是有益处的。”这段话当年编“全集”是没有做注释的。《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4期发表一篇黄芳写的关于鲁迅英文版权声明的文章，就考证出1936年4月18日鲁迅发表在《密勒氏评论》上的英文版权声明，“姚克应该看到了这份版权声明，所以鲁迅作了解释。‘洋热昏’是指他小说的译者及编辑者们。”那么，“淋一桶冷水”目的很明显，就是来警示那些未经他授权的译者。这样看来，鲁迅这句话的“来历”就有了比较清楚的着落。
黄芳《署名为“LU HSUN(鲁迅)”的英文版权声明考述》
张：您强调过“非学院派”或者可称为非主流派在现代文学史料收集研究方面相当活跃，这些年成绩斐然。您怎么看待日益专门化的学院体制下的学术研究和“非学院、非主流”的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
陈：因为互联网的发达，很多资料现在反而是在互联网上最先出现，引起了一些现代文学爱好者的兴趣。他们不一定是专业研究者，他们也会去写文章发表看法，也许他们的文章不完全符合学术规范，但他们的观点和材料肯定有可取的地方。我还是很强调一点，研究者不能因为身在学院，就贬称业余研究者为“野路子”。有些所谓的“学术规范”也不复杂，无非是注明出处、来源，要有注释、内容提要和关键词而已。反倒是业余研究者，他们身在学院外，可能做技术工作、医务工作，等等，他大概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掌握的材料对于解读历史现象和作家生平可能具有关键性意义。不能小看这些人。比如当代文学版本研究，有些学院外的业余爱好者，对十七年文学资料收集之勤，甚至超过了学院派研究者。
张：与您对史料的重视相关的，您在十多年前肯定过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作版本述评》是“正式属于史料学研究范畴的博士论文”。您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史料学范畴的博士论文应该着眼于什么样的学术问题？
陈：现代文学史料学的主要还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性基础的，相关博士论文除了金宏宇博士那本，我读到的的确不算多，赵普光博士的著作《书话与现代中国文学》应该就是根据他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吧。说到博士论文的问题，你要知道，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作家年谱是可以作为博士论文的，《沈曾植年谱长编》就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并出版的。但是，以现代作家年谱作博士论文的，我至今还没见到。这里存在一种观念上的偏差，认为博士论文需要“论”，其实编年谱也是在“论”，用哪些材料，怎么阐述，绝不是简单的资料堆砌，也有大量价值判断和学术思想在里面。再有就是作家手稿研究，即使是对作家日记研究，也可以算作是现代文学史料学博士论文的题目。西方人有专门做手稿研究的，通过草稿或准备性资料对作品进行诠释，称之为“文本发生学”。当然这个研究起来难度很大，因为你可能根本看不到作家手稿的原件。鲁迅手稿已经排印出版了，不算稀奇，但毕竟大部分现代重要作家的手稿集还没有排印出来。对手稿的研究也有可能从局部甚至整体上改变对一个作家的评价，这种课题假如能得到理想的研究条件，就有希望做成一篇优秀的现代文学史料学博士论文。我还是要说，难度很大。
张：在2017年发表的《学术自述》中，您提到了自己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出版于2013年），请您谈一谈您主编的这一分册在文学史观和编排视角上的思路与心得？
陈：这套文学史的编纂是一个尝试，就是从文学广告角度切入文学史，我们是希望以广告的三言两语引入文学现场。新文学史的广告可以从鲁迅先生算起了。早在青年时代，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第一本也是他文学生涯的第一本书《域外小说集》的广告，就是鲁迅自己所撰。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中给自己的著、译、编和翻印的书刊撰写广告最多的一位，应该是能够成立的。今年（2018年）我发表了篇文章，就是考证鲁迅《野草》出版广告的。至于这套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现代文学史，就我主编的分册而言，要分不同时段去看。四十年代以后，国统区和沦陷区的文学广告非常发达，但解放区文学广告就很少。这样，即使作品很重要，最后因为广告一下子找不到，对作品的分析与讨论也只能空缺了，这部书的编写因此受到了限制。这可以算资料掌握还不齐全，编写的时候周边材料还是太少。相对而言，三十年代广告比较发达，这部分内容就相对扎实。当代文学史类似现象更多，很多潜在写作没有出版，更不存在广告。比如无名氏，他“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作品在国内没有出版，遑论广告。但无名氏在当代文学史上还是应该有其地位的。因此，广告文学史要是在时间上扩展到1949年以后，这部分怎么编写？这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所以说，我们的初衷就是文学史写作不能单一化，文学史写作应该百花齐放，不同类型的文学史写作事实上也会为一部比较大型的文学史写作提供基础。编写这套书的尝试，至少说明了文学史编著可以多样化，不独文学广告，以文学出版为中心也不是不可以，那就要从文学作品传播角度去讨论。总之，可以有不同的文学史，体现个人风格的文学史。抗战胜利后，蓝海（田仲济）先生就写了一部《中国抗战文艺史》，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只写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史，也很好，在台湾已经重印了。
蓝海（田仲济）《中国抗战文艺史》，现代出版社，1946年
张：我们知道，您对当代文学研究也颇有涉猎。1993年，诗人顾城去世不久，您就编成《诗人顾城之死》一书；您对当代小说《红日》版本沿革的研究也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而目前的当代文学研究似乎也发生着某种“史料学转向”，最后请您谈谈对当代文学史料搜集、研究和前景的看法。
陈：我对当代文学版本的研究只是偶一为之。倒是很多学院外人士，对当代文学版本很感兴趣。因为这寄托了他们的青春岁月，他们也许就是读《红日》《青春之歌》《创业史》成长的，这是他们历史记忆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些学院外人士最初就是从怀旧而非学术角度开始关注当代文学版本，感情投射很强烈。但是研究版本则需要冷静，作品当时产生的社会价值与它的文学价值，不能混为一谈。这些作品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历史的考验与学者的研究。许多轰动一时的作品，往往后来默默无闻。也有相反的，当时无人问津，后来则被认识到其价值。
我对当代文学史料偶有涉猎。《顾城之死》那本书的编纂是学鲁迅和瞿秋白编《萧伯纳来上海》——一个礼拜中上海文坛不同的反应。顾城去世时，我想到，自己何妨效颦一下。顾城之死发生在遥远的新西兰，这边对情况了解得肯定不够，我的用意也是在于还原文学界以及文学界之外对顾城之死的讨论。那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资料收集并没那么容易，这本书因此有点价值，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就不一样了。对当代文学研究，我不是有意介入的，总体看，好像我比较关心跨越“现代”与“当代”的作家。现代文学只有三十年，当代文学跨度更大，这意味着更加丰富而冗杂的材料。当代文学也要粗略地分十七年、“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这几段，其中跨越1949年前后，许多作家产生的种种转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价值。现在披露出来的许多书信、日记作为一手材料也挺有意思的，这些都是大的宝库。比如说《宋云彬日记》，宋本人不是新文学家，但他日记里有很多相关材料。又譬如我对冰心一些书信的释读，关于她和鲁迅关系的，话题是“现代”的，但都写于“当代”。我较关注的当代作家，是那些走过两个时代，主要是与现代相关而在共和国时期仍有文学活动的作家。当代很多作家的日记因为种种原因，披露出来还是有一定阻力的，不过史料价值毋庸置疑，尤其是其中包含的当代文学制度与文坛关系的话题。此外，我觉得当代文学史料还有进一步搜集挖掘的空间，譬如第一次文代会，很多档案材料已经被重新整理。王秀涛博士最近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第一次文代会的论文，包括一篇发在学刊上的（即发表于《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3期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的筹备委员会》），其中就有大量第一手材料。当然，由于精力和能力的限制，我的研究还是集中在现代。
陈子善《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张：最后问您个轻松些的问题。您编过《猫啊，猫》这本在读书圈内外都影响很大的书，没有对猫这种小动物深深的喜爱和了解，是不可能编出这么一本书的，可否请您谈谈“与猫共处”的乐趣？
陈：编这本书，我感兴趣的主要是猫背后的人。现代作家首先是活生生的人，除了他的写作、他的工作外，也有温情的一面。对小动物的喜爱就是他们温情一面的体现。也不一定是猫，夏衍先生是爱猫的，鲁迅就不喜欢猫，但他也喜欢小动物，比如壁虎、猫头鹰什么的。这种喜好与他私人化的情感世界、人生经历和创作都有牵连。我后来写过一篇《汪曾祺与猫》，为什么他不断写猫，因为与猫有关的异性给他印象很深。所以写猫又是写人。猫与现代作家缘分不浅，很多人写猫文字不止一篇，像丰子恺还因为写“猫伯伯”的《阿咪》受过迫害。这个话题扩大起来，又会变成现当代作家与动物的关系。其实以猫为题材的文集我编过两本，一本《猫啊，猫》，一本就叫做《猫》，两本内容多少有重合。我是希望这个研究不局限于文学以及人与猫的关系，实际上还应该关涉到生态问题、动物保护问题。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的世界外，还有一个与其相交叉交融的猫的世界。猫和人的关系实在太密切了。你看现在，人的生活水平提高，猫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当然也存在着两极分化的问题，家猫就过得挺好，流浪猫还是挺艰辛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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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学研究 第1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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